侵华老兵回忆如何捉弄长官：给长官吃头皮屑饭，往马蹄子上放钉子

在侵华日军里，上级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不服从上级命令被看作是不服从天皇的命令，因此是重大的罪行。但是在侵略战争后期，日军的战况每日愈下的情况下，士兵消极战斗的心里越来越严重，反抗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这在日军的部队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服从上级命令的现象也比较多。

“刚入伍的新兵，几乎全员都是绝对服从，丝毫也不反抗。他们自己安慰自己，不论怎么苦，熬过去就有好日子。而且，他们本来都是下层人，在天皇制度下一直是被压抑的部分，习惯忍受，不愿意在表面上反映出来，他们就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

说这番话的是小林荣治。

小林荣治是东京府西多摩郡羽村出生的。1942年1月体检合格入伍，经过三个月的基础教育后被送到中国，编入独立步兵第42大队第4中队，来到了济南以西100公里的邱县。他在日本战败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回忆了日军的部分暴行以及士兵不服从长官命令的一些事例。

“喂，要试试新兵的胆量！”一天刚刚休息的时候，一个老兵走进来大喊大叫地说。

他们被老兵拉着来到邱县城门外，那里挖了5个大坑，每个坑都有1米深，5个身穿黑衣服的中国农民，正脸朝着坑坐在边上，他们的两手都被反绑着。35个新兵分7组站在农民的背后。老兵发出号令：“刺！”

小林二等兵站在队列前头，端着刺刀刺了过去。那是一个30岁左右的农民，只听凄惨地叫了一声，农民就滚入坑内。

小林回头一看，老兵、下士官们正注视着自己。他感到“自己第一个刺过去，果然受到好评。”这是他首次参加的“杀人游戏”。如果颤颤惊惊刺过去，老兵们就会给你一脚。没有挨打，小林暗自惊喜。

“不把中国人当人，我们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一点也没有可怜他们的心情。相反甚至认为，正由于有他们这样一些坏人，我们才必须到中国来。”小林荣治说道。

被刺伤的农民们在坑里呻呤着，日本新兵又一个接一个地上去补刺几刀。

后来才知道，拿县城内的中国人玩杀人游戏，怕伤害基地周围“居民的感情”，便到很远的地方，把正在干活的青年农民抓来，找个借口，问上一两句“你知道八路军在什么地方？”然后，就可以这样随便地杀掉。

年轻的新兵根本没有想过要反抗长官的意志，由于过分循规蹈矩，甚至出现了误杀长官的事件。下面是小林的证言：

邱县西边是山地，与河北相连，八路军在这一带十分活跃，每天都能听到八路军方面的枪声，夜里可以看到沿山脚时隐时现的手电光，那些手电光有时还往日本兵这边照一照。从没见过这种情景的新兵们个个胆颤心惊。

那是1944年秋山东作战时发生的事情，我们被分配到一个叫石桥的小镇附近的村子里值勤。这里的二等兵刚来中国不久。有一天晚上，其中一个二等兵发现村外的土堤上有一个男人在走动。

“谁？”

那个黑影没有反应。黑影一边走，一边发出刀和金属的碰撞声。新兵问了三遍仍不见回答，便开了枪。然而走近一看，发现那是三个月来一直在教育自己的教官渡边鹰雄中尉。中尉的腹部被射穿，很快死亡。死后被特别提升两级，成为渡边少佐。因为射杀长官的新兵是按上级教导行事的，没有受到处分，渡边的骨灰以“壮烈战死”的名义被送回了国。

后来调查才发现，渡边应该是违反军纪偷喝了酒，并且喝的酩酊大醉，导致新兵在问话的时候没有听到，被新兵误杀。

但是另一方面，很晚才入伍的新兵之中，也有敢于违抗上司的人。由于大战和兵力不足，虽然征兵检查中不属“甲种合格”，后来也被赶入侵略战场，他们名义上是“第一补充兵”、“第二补充兵”，或“国民兵”。因此，到1943年2月，小林荣治已升为一等兵，在山东聊城县东昌作为助手，负责对新兵进行侵略教育时，被教育的新兵都比小林年长。

新兵教育是“殴打”教育。说“疼”要打，说“不疼”也打。

小林回忆，曾在东京开理发馆的一个新兵，个子不高，看上去有30岁左右，不知为什么，他很惹人注意，总是挨打。也许同他手臂上的纹身有关系。他腕子上有一片纹身，刺着“男子汉无须规劝”几个字，四周还缀着樱花的花纹。一天，这个二等兵冲着下士官进行了猛烈的反抗，真的是“男子汉无须规劝”的样子。

“你是什么阶级的？你冲着一个男子汉要干什么？”说着，他拔出短刀吓唬下士官。但是几个二等兵把他按倒了。小林记得这次事件新兵未受处分。

新兵的反抗事件之所以不多，原因之一恐怕因为他们拼命想适应军队生活，无暇多顾其他事情。当他们开始能够观察周围，能发现自己与周围的差异时，新兵便开始反抗了。在军队里似乎新兵入伍几个月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把上司的日常用品藏起来，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手段。本来这种做法是老兵捉弄新兵的办法。下士官和士兵，每人发给枕头一个，枕巾一条，毯子五条，白包布(罩毯子用)一个，褥单一条，上面都有每个人的名字。

值班洗衣服的人把洗好的东西往外一晾，上司的东西常常转眼就不见了。有时发现在厕所里，或在垃圾堆里，有时发现那些东西已经被人用剪子剪成了碎片；一般士兵的军靴是无色的，将校的军靴是茶色打光的，用来区分阶级。上司的靴子被盗或被藏起来，很难找到替代品。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往上司乘坐的马的蹄子上钉钉子，这样一来，马走出去不到一两分钟就会摔倒。

更为常用的反抗长官的手段，是给他们吃带头皮屑的饭。在饭里拌上人的头皮屑或家畜身上的脏东西。一般的作法是，值班的士兵要把饭菜像顶在头上似的给将校和下士官送过去，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作手脚。下面是1942年小林荣治所回忆的发生在第4中队的事。

田村曹长（上士军衔）有一个绰号叫壁虱，老兵和下士官都讨厌他。一天一个老兵把自己的头皮屑拌在饭里，盖上盖子给他送去了。值班的士兵听田村曹长直说“好吃，好吃”，回来大家都哈哈大笑。当时每个中队里都有很会做“头皮饭”的老兵。混入的杂物过多，或者混进的手法不高明，一旦被发现就不得了。也是这个部队，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一件“头皮饭”败露的事。

在石田军曹（中士军衔）的饭碗里，有人放上了一点从马身上弄下来的碎屑，而在他的大酱汤里，则放进了更多的脏东西。石田军曹咧着嘴喝下了那碗酱汤之后，没过两分钟就呕吐起来。他愤怒的开始查找犯人，但没找到，他把做饭的、端饭的，一共六个人都喊到办公室，一个个打倒在地，出了一口恶气。

另一个叫菊池义邦的军曹也在日本战败后回忆了他本人消极反抗长官的事例。

有一次上级下达命令要部队到归德周围讨伐抗日的八路军，在出发的前一天，菊池军曹接到中队长广濑中尉的口头命令：“从明天起，中队全体士兵出发进行机动讨伐。菊池军曹担任留守部队长。留守时要特别注意管理好马匹，注意防止发生火灾。”

菊池军曹口头上答应下来，心里很是不悦。他估计，这一定是那个野泽少尉的主意。野泽少尉与菊池在日本千叶县佐仓第57连队的时候就是同一个机枪中队的同事，被调往中国后二人仍编在了同一个部队，两人已有三年以上的交往。但是，平时对立情绪很重。

菊池是1938年入伍的，但因高小毕业，现在好不容易才当上军曹，而野泽的入伍时间比自己晚两年，就因为学历高一些，已经被提升为少尉。高级将校的道路正在野泽的面前展开着，他显得很是自负，正因为这样，菊池对他非常反感。

中队里养着30匹军马，一半是小型的中国马，它们是备用的。马被当作“活武器”，上级对照料军马有严格要求。

部队规定：每天喂料三次，饮水四次，早晚两次梳理马毛等等。为了防止传染病，梳理马毛时的用具，如木梳、铁梳、铁刮勺、毛巾等等，都是一马一套，严格分开，稍微弄错一道工序就要挨打。

讨伐部队出发当天，菊池军曹与15名留守人员一起，分两列站在兵营前敬礼送行。之后，他对士兵说：“可以不梳理军马，轻松地呆几天。”

直到讨伐部队回来时，菊池军曹本人一次也没进过马厩。讨伐部队杀掠三周之后归来，个个全身汗臭，但掠争很多东西，背囊都是鼓鼓的。菊池军曹又带15名留守人员列队欢迎了一番。

菊池报告说：“留守时期未发生异常情况。

部队解散之后，广濑中队长开始向菊池了解情况。

中队长：“辛苦了，马没事吧？”

菊池：“是，未见异常。”

中队长：“是吗？到马厩看看。”

他打开马厩大门，顿时臭气扑面而来。他走近一匹马，用手一摸马肚子，一下子飞起很多灰尘。广濑中队长气得涨红了脸。

中队长：“你梳理过吗？”

菊池：“是，梳理了。”

接着，广濑中队长又用梳子梳一下马背，马毛齐刷刷地掉下来，梳子上沾了许多马毛。队长的脸由红变青。原来马已经得了皮肤病，这可是菊池没有想到的。但是事情过于严重，队长忘了打骂菊池，撒腿就往办公室跑。之后他命令菊池：“明天上午9点，35师团司令部兽医将校2人，下士官3人前来检查，到时必须出来。”

但是第二天早晨，菊池根本没到场参加检查。在兽医来到之前的半个小时，他已带好手枪、短刀，拿上两颗手榴弹，离开了部队。他来到商丘大街，进了一家中国酒馆，像要钻进酒缸一样，一连狂饮了6个小时。之后跳出酒馆，喊了一辆洋车，“去部队！”车夫便顺着陇海铁路线向日本兵营飞奔起来。

八月中旬的阳光，下午4点还是很热。晕晕呼呼地，只觉得铁路线在脑子里转圈。这样，他抱着手榴弹，同人力车一起又闯进兵营，然后昏沉沉蒙上毯子一觉睡到第二天。

数日之后，菊池接到命令，将他和小分队调到更为艰苦的虞城。按照日本陆军刑法，怠慢职守并且违抗长官命令擅自脱离战线可以处以死刑，但是，菊池实际上没受任何处分。因为如果真正处分他，那么中队长也应负监督不力的责任，并且当时日本战况不利，兵员吃紧，因此，便以这种方式平息了事态。

以上是两个日本老兵回忆的他们所在的部队中发生的捉弄长官、消极抗命的事件。

实际上，这种现象在日军中非常普遍，日本军队中也存在长官打骂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情况。尤其是在战争后期，日本兵员短缺，征召士兵条件放宽，士兵素质良莠不齐，同时在面对不利战况的影响之下，绝大部分士兵心态都非常消极，因此反抗的心里也更加突出。可以说，这些事件的发生，也是日军内部矛盾的一种发泄方式。